清刚正大、高风峻骨
写在潘天寿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
高世名/文
2017年，适逢潘天寿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浙江省政府、文化部、中国文联联合主办专题纪念展及纪念座谈会，旨在梳理潘天寿先生的艺术贡献、文化贡献、教育贡献，突显其历史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
作为艺术家，潘天寿先生直面现代之挑战，接续优秀传统之正脉，倡导“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力创沉雄奇崛、浩大刚正的画风；以其风骨遒劲、清朗明豁的宏章巨构，在千年中国画史中独树一帜。
作为教育家，潘天寿先生是中国画和书法现代教育的奠基者，在西风东渐中力挽狂澜，以宏博的视野、坚定的毅力，建构起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中得以教习与传承的人文系统。
作为画学家，潘天寿先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以国族之画传承光大民族心志，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与民族特色，力倡中西艺术“拉开距离”“两峰挺立”，在世界艺术的大格局中弘扬中国精神，并在现代语境中完成中国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奠定了现代中国艺术自我更新的意识基础。
1960年潘天寿在杭州景云村寓所止止室作画
潘天寿先生这辈人遭遇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他们思考东西艺术之间的关系，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折中派”，有“调和派”，也有“西化派”。而潘天寿提出的是中西“拉开距离”，他认为中国画只有保持自身的本质，坚持传统出新，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双峰挺立”，体现出极强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潘天寿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位先觉者和先行者。他从中西绘画两大体系的对比中把握中国画的历史发展脉络，富有远见地提出了“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主张，指出东西绘画就像“两大高峰”，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我们应取两者所长，为双峰“增高阔”。纵观20世纪中国艺术史，潘天寿对于中国艺术的文化自觉和高峰意识是最为清晰、坚定的，同时也是实践得最为彻底、最为成功的。
与20年前的百年诞辰相比，这次纪念活动超出了20世纪的现代美术语境，试图在中国画史的千年谱系中思考潘天寿的道路与价值。潘先生这一代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我们也正处于这变局中的第二个一百年。中国画从民族危机中奋起，又不断地在时代问题中自新，这条复兴之途还在路上，我们跟潘先生这代人一样，仍是“局中之人”，是民族文化复兴道路上的同行者。
20世纪是个“快镜头”，这一百年天翻地覆，从“天不变道亦不变”，到“敢教日月换新天”“翻天覆地慨而慷”。20世纪的中国人在革命与现代的双向变奏中跋涉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潘先生以中国画学振作民族精神，从传统正学中重新鼓荡起中国画的堂堂士气、大丈夫气。现在，我们度过了“新文化三十年、新中国三十年、新时期三十年”来到21世纪。在这个新世纪，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第二个一百年，中国文化艺术自我理解、创新发展的道路已经全面展开。潘先生这种“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精神品质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提倡和迫切需求的。
潘先生积极应对时代的挑战，对于时人对中国画的责难——“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没有世界性”，他以自己的创作一一驳斥，开拓出一条中国画传统出新的艺术道路，以充满现代气息的宏章巨制奏响了新时代的黄钟大吕。
作为教育家，他两度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创办中国画专业和书法专业，建构起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人文系统。一方面，他坚守传统，坚持从中国文明的源代码出发推动中国画的发展，以国粹之画振作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他决不抱残守缺，直面现代性的挑战，给出了中国艺术自我现代化的振兴方案。
1962年潘天寿与浙江省美协同志探讨画艺
潘先生是一位艺术创格者。他强调画家须勇于“不敢”之敢，在章法上善立险、破险，能于奇中求正。他的宗旨是“在悖戾无理中而有至理，僻怪险绝中而有至情”。潘先生尝言：“古人作花鸟，间有采取山水中之水石为搭配，以辅助巨幅花卉意境者。然古人作山水时，却少搭配山花野卉为点缀，盖因咫尺千里之远景，不易配用近景之花卉故也。予近年来，多作近景山水，杂以山花野卉，乱草丛篁，使山水画之布置，有异于古人旧样。”他将山水造境之法融入全景花鸟画，又以生机勃勃的山花野卉结合入近景山水，创格而为气势撼人的宏章巨制，在千年画史中别开生面。
他巨幅作品有着奇崛明豁、博大壮阔的格局，赋予了中国画前所未有的纪念性、崇高感以及庙堂气。潘老的绘画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人间情味。他所刻画的并非架空的山水、孤绝的自然，而是行旅中的风景，人世间的月色，许多画中描绘的都是羁泊中所见、儿时之念想。这诸多景致念想连同身世浮沉、家国变幻之痛积郁于胸，在画面上反复打磨——支撑其创作的不只是胸中丘壑，更有胸中块垒。
小龙湫下一 角 107.8x107.5cm 1963年
他在传统的梅兰竹菊之外，更钟情于深山绝壑中那些无名的山花野卉。今逢四海为家日，山花野草也自由。通过这些遥远山谷里普普通通的野草闲花，潘天寿的画面上呈现出一种平凡质朴却又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1969年，他最后的诗篇中写到：“入世悔愁浅，逃名痛未遐。万峰最深处，饮水有生涯。”仿佛又回到小龙湫下一角那个草木葳蕤的世界，那“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僻远天地中，蕴含着一种尊严和质朴，一份自由与生机。
潘先生在教学中强调“写生”。但他的写生却不是简单的对景描摹，往往是先得诗情，再得画意，诗情、画意共同构成了他演绎造化的机契。他从雁荡深山大壑的掩映中领悟到山水花卉参差设景之妙，从断崖寒流、怪岩丑树中攫取了用笔与造型的坚实方硬、铁骨铮铮。他从雁荡得法，雁荡山之于他不仅是绘画的题材，更具有方法论甚至世界观的意义。
在他的笔下，雁荡山中的无名角落，呈现为一个汉赋般精彩丰富的世界。断涧寒流剪裁巧妙，山花幽草烂漫缤纷，画面中所有事物都以沉着霸悍之笔出之，聚合而为一种盛大繁茂的勃勃生机。花草木石在画面上仿佛都是不同乐器演绎出的不同声部，一切即时生发、万象纷呈，一切笔笔分明、精确无比，如同一部恢宏华美的交响乐章。
雁荡山花写生卷 49x179cm 1961年
潘老自己的美学倡导“一味霸悍”。他说：“石涛好野战，予亦好野战。野战霸悍，观者无奈霸悍何？”而“野战，须以霸悍之笔出之”。这种纲举目张的“霸悍美学”，一反元以降文人审美中强调的温文尔雅、清虚冲淡。中国画家大都求圆、尚柔，他求方求硬，文人趣味讲求含蓄蕴藉，他于放笔直写中得响亮雄奇。千年画史上，其画面的强度、硬度唯有李唐可以媲美。此霸悍虽别开生面，却自有其画学根基，潘天寿说：“用笔须强其骨力气势，而能沉着酣畅，劲健雄浑。”他作画以中锋立骨，偏锋取态，于力中行气，如挽强弓，如举九鼎，落笔有刚正之骨、浩然之气、苍古高华之境。
潘天寿先生青年时曾自题匾额曰“崇德”，其“德”字特异，作“真”“心”二字叠加之形。真心为德，直道为真，真心直道而行，既是潘先生的人格写照，也是其艺术作风。
大刀阔斧，运斤成风，放笔直写，气象万千，潘先生的画有高风峻骨，他的人有堂堂士气，这一切都根源于他所坚守的中国士人的道义与志气。“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士尚志。志,心之主也”。正是因为这种堂堂正正的“心之主、气之帅”，潘天寿寂寞山谷中的山花野卉才能够鼓荡起一股浩然大气，一扫有清以来文人画的因袭、萎靡、刻板之风，呈现出清刚正大、峻拔雄强的民族风骨。这正应和了孟子的千古名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2017年春
编辑：洪新莹
审核：祝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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