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隐书屋】​从山水斗城走出的篆刻大家：温州人方介堪

1935年 方介堪刻“耦今龙珍藏时贤歌词书画妙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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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方冠英在温州五马街开的翰墨轩是方介堪艺术成长的摇篮。在那里，他拜识了著名学者任公衡、诗人刘印怀。在任、刘二师的引导下，在谢磊明老师的指点下，方介堪技艺见长，走入了学术的殿堂。方介堪治印辗转于浙派赵之琛、皖派徐三庚、吴让之诸家之间，深湛的研习，正确的取法，为他的印学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也奠定了他的印风。

1926年，方介堪来到了上海——这是他一生艺术道路上的转折点。这一年，他进入了“海上四大家”元老赵叔孺门下；随后，他成为上海美专的教师，也与张大千结为莫逆之交。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艺术的道路上，方介堪结交到无数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此后的篆刻艺术道路上，激发了他极致的创作能力。

方介堪对玉印情有独钟，功夫登峰造极。早在1931年，他用钩摹法辑为《古玉印汇》一册由上海西泠印社出版，《古玉印汇》也成为书画爱好者一书难求的入门书籍。马国权《近代印人传》称:“先生白文印瘦劲中见温雅，起止转运交代分明而典丽流劲，盖漫淫古玉印有得故也。”方介堪学生韩天衡在《方介堪印选・跋》中指出:“在他独具风貌的印作里，世人又着重推崇他的仿汉玉印和鸟虫篆印。他的仿汉玉印，挺劲而不削薄，雅逸而不小巧，工稳而不平板，蕴含着典丽、安详和洒脱的神情。” 在上海，方介堪对篆刻技艺得到了跨越式发挥；他孜孜不倦地汲取输入，作品层出不穷，输出量高产。

如果按照现在数字统计，从12岁开始治印到方介堪先生逝世，他平均每天都要治印超1.09方。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数字，也是奠定他现代治印第一人地位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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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玉印独有的特殊审美效果在篆刻学上称为“切玉法”，为清朝以来的篆刻学所取法。方介堪是刻家中擅长切玉法的高手。玉印中有很多鸟虫书，方介堪对鸟虫书尤其出手不凡。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创作的鸟虫书印章一问世，震惊印坛！张大千、谢稚柳倍加赏识，遂成为他们丹青上珠联壁合的印记。韩天衡曾提到:“方介堪在鸟虫篆印中的建树则能独树一帜。他不失古风，不违字理，创造性地严谨地将古文字形体与艺术化的绘画原理作入情、入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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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虫篆始见于东周，多用于兵器(戈、剑等)及用器上，又称“殳篆”。除线条蟠曲如虫蛇外，其笔画之起止端每扩大成鸟头。方老深知添头加尾之理，所以能做到随意变化，若乎成文，几乎无一字不可以作鸟虫篆。其印和谐佳妙，世人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自汉代到明清，极少有人精于此道，而方介堪秉持古法又富于变化，鸟虫篆印在他做来却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在艺术家朋友们、学生们的回忆中都提到过：只要到了他手里，材质像是中了法术，都被他处理得如此自然平和，不露刻意求工的痕迹。

中国古代印章上的字，叫作“缪篆”。缪是“错误”的意思。为什么印鉴上的字，反而要它错误呢?原来错误是可以作“暗记”的。有一种叫鸟篆，有一种叫虫，又有一种叫殳书。总之是一种既歪曲了字，又歪曲了画的特种图案。这种图案字在元明以后，渐渐用得少了。因为把这类的字形，组织在印鉴上需要极大技巧。在某一字或某一笔上“错误”一下，这样就确定了印鉴的辨真用处。便是同一原理家最初是为了实用而玩花样。花来花去，到后来便也成为一种图案美术了。

在现代中国，精通这种“防伪”技巧的，只有方介堪先生一人。他对于古印的造诣真是功夫深厚。他对于古代各种印文无不苦心学习。单就古玉印而言，他曾经搜罗殆尽，每印皆亲自钩摹，一丝不苟。因此他曾经出过一部大书《玉篆楼古印存》。尤其对于稀奇古怪的体裁，他学得比任何人都多。他又会变化融会，水里的鱼，他可以画来作篆字。

他的篆刻绝技不仅于此，任何别人不能刻的坚硬材料，他刻来不费事。所以水晶，玛瑙，翠玉等等图章，非请他刻不可。徐悲鸿偶得一板很大的海鱼牙齿，要把它刻成一块印——这只有方介堪能够动手。他将它刻成一个古封泥形式的印，上面是“阳朔天民”四字，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的故事。

方介堪出版的篆刻学术书籍也成为后世学习经典。有《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21种古代玺印谱录，于1932年由西泠印社刊行。其他著述还有:《秦汉封泥拾遗》、《两汉官印考存》、《古印文字别异》、《古印辨伪》、《介堪论印》、《玺印文综》等。为同门张鲁庵编《印谱过目考》，又因编此书之便，录汉晋官印约七百余钮，成《汉晋官印考存》二册。为故宫博物院编辑《宋贤名翰》、《元贤名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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